第0006章 赴约远行

　　沈璐将尉迟给她的那些假化验单和报告单放在一个宝石蓝的饰品盒里。看的出来，盒子不仅精致还很昂贵，上面用钻石镶嵌成了一个皇冠形状的装饰物。沈璐显然不会随便把什么东西都会放进这样一只价值不菲的饰品盒里。

　　“你打算把这些珍藏到老么？”我随口问道。

　　沈璐只是笑了笑，并没有回答。她将化验单和报告单从盒子里面拿出来递给我。

　　化验单一共有十几张，最早的一张是2月18日的，各项指标很糟糕。最迟的一张是9月5日的，如果真如化验单所示的话，那么可以看出尉迟的病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可是尉迟临死前发给沈璐的邮件中已经说过，这些让人称赞的数据全都是假的，是尉迟精心炮制的假象而已。最后一张报告单的日期同样也是9月5日。对报告单里让人额手称庆的结论，我丝毫没有兴趣。所有的化验单和报告都是由滨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出具的。我细细数了下，包括检查医生和主治医生在内，一共有七个不同的手写签名，没有一个是我所熟悉的。

　　既然化验单上的指标数据和报告单上的结论能假，这些签名当然也可以是假的！毕竟，即使尉迟人缘再好，也不可能同时能说服全国一流医院的七位医生配合他造假。况且，尉迟也并不属于轻易就能与人打得火热的类型。

　　“我可以将这些资料复印一份吗？”我问沈璐。

　　她略显迟疑，不过最终还是答应了。

　　像多数省会城市一样，全省技术最精湛的医学专家和最先进的医疗设备都聚集在滨州。跻身全国前五的滨州大学就下属六家全省乃至全国一流的大医院，更不用说像滨州中医药大学、滨州高等医学专科学校下属的数十家中型医院了。仅滨大一至六院，每年就接待全省各地的患者达三百万人次之众，差不多占了滨州所有医院门诊量的一半。我们医院名为三甲，其实病源十分有限，只能在这些名院大院的夹缝中生存。院里最热门的业务无非是替附近社区居民配些感冒之类的常规药，再不然就是为企业退休职工体检。这两项业务自有其他人忙活，与我无关。我只需每天上午接诊完相对固定的三十几位老病号，就万事大吉。下午病人基本很少，空闲的时候居多。

　　我揣着化验单和报告单的复印件，来到位于浦湖边的滨大一院，直接上了位于门诊大厅东侧附楼的消化科。正对门口的墙上挂着消化科所有医生的铭牌，从资历最低的住院医生到专家级别的主任医师，多达二十三人。我拿出报告单，将上面的签名与墙上的铭牌一一对照，没有一个能对得上。旁边有个导医台，两个年轻的护士正忙着回答就诊患者各式各样的问题。我走过去，等提问的患者全都散去后，向其中一位询问有没有报告单上的这些医生。

　　“对不起，我们科室没有您说的这些医生。”护士说，“您确定是我们医院的吗？”

　　我没有回答她的这个问题，只是礼貌的道谢。

　　检验科的情况也如此，查无此人。

　　对于这样的结果我并不感到意外。以尉迟在滨州中医药大学五年间所学的专业知识而言，要想炮制几份真假莫辨的化验单和报告单，并不是一件难事。

　　春节转眼即至，大城市的年味远不如乡村小镇。打工的人们在辛苦一年后，都揣着积攒多时的工资，挤上火车，回到故乡与家人团聚去了。给这个城市留下的只有满大街的空荡和不方便。平时人流、车流汇聚，拥堵不堪的道路一改往日，顺畅无比。一个星期前还随处可见的早点车自腊月二十八后就无迹可觅，小区医院附近的小饭馆和超市也多已闭门歇业。整个滨州市好像突然失了声一般，显得安静异常。只有古寺的钟声每天清晨准时响起，提醒着市民们现在正是春节。

　　初七过后，我没有去上班，而是向院长请了四天的假。院长知道林大妈的死对我影响很大，并没有多问，只是说四天不够的话可以再给他电话。

　　到建文家来回需要两天，好几年没见，我打算跟他好好聚聚。满打满算，四天足够了。

　　建文住在长江边上，一个在滨州西北侧四百公里之外的县城。没有动车或是高铁经过这个县城，只有一列普快的终点站设在与县城不远的邻市。到站后，还需转乘半个小时的中巴才能到建文的县城。

　　初七前后依然是春运高峰期，打工的人们纷纷离家出行，重新开启充满希望和辛劳的新一年。由于运力吃紧，就连老式的绿皮火车也被再次委以重任。

　　绿皮车鸣着笛，在车轮与铁轨“咣当咣当”的撞击声中吃力地启动了。车厢内乘客寥寥无几，与相向驶进滨州东站的列车里人满为患形成强烈对比。

　　绿皮车到达终点车需要七个半小时，我静静地靠窗而坐。铁轨一边电线杆上的电线，在列车的飞驰中像是一条长蛇灵活地扭动着身体，令人啧舌。列车推销员推着推车从上节车厢走进来，见车厢里没什么人，慵懒地一边吆喝着“瓜子，香干，鸡爪”，一边用列车专用门钥匙敲击着推车。

　　驶进建文所在的省份后，两省的经济差距和行事风格便显露出来。一省的山头郁郁葱葱，满目青翠，铁轨两侧的山坡细心的用石头砌就，防护水土流失。不能用石头砌护的地方则铺满了金属网，网眼里种满草皮。山里的农居排落有序，样式别致。田地分割整齐，方方块块，像是用尺量过一般。而另一省则不然，山顶土石尽露，黄驳斑杂，让人不舒服地想起了癞痢头。农居样式老旧，破损者甚多。田地奇形怪状，完全没有经过细致的规划。

　　这迥异如同两个世界却同属中国，让人称奇。如果非要给这奇怪的现象一个解释的话，那也许可以套用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一个存款有限，生活得捉襟见肘的家庭，是不太舍得花太多的金钱时间和精力在与生计无关地方的。

　　建文已经发过好几条短信询问抵达何处。

　　“应该快了！”我简单回复他。

　　关于尉迟那些假化验单和报告单，我已经简略的告诉了建文。电话那头好久没有声音，以致我以为通话断了。当说到是尉迟自己选择结束了生命，建文吃惊地大叫起来，“不可能！老周你这是在开玩笑吧！”

　　“没有，我可以保证没开玩笑。”我近乎赌咒似地说。

　　其实完全用不着赌咒发誓。建文知道我在大学初恋因为几句无心的玩笑愤然离去后，就再也没开过一句玩笑。

　　“你最好能到我这来一趟。”建文说，他停了停，“如果你没时间，我就去滨州见你。”

　　建文的提议也正是我的想法。我实在需要与人探讨下，弄清人生而在世的意义真就那么重要吗。蝼蚁尚且偷生，更何况一个人呢！还是尉迟自觉命不久矣，所有的努力不过是徒劳而已，不如自我了结来得更为体面。

　　我迫切的需要一个答案，一个能解决心中疑惑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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