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五十 章 六 年 12

　　汉口码头一艘悬挂着‘米’字旗的运木货船驶离港口、顺流而下，直奔长江尽头的上海行去。[燃^文^书库][www].[774][buy].[com]

　　货船属于英商‘吉祥木器行’的，经常往返于武汉和上海之间，一般货船是不能搭载乘客的，可船上一位姓刘的舵手却把几位乘客悄悄地带上了船。在其他船员看来，姓刘的舵手大概是在走私活，船员私载乘客捞点外快的事在船上是公开的秘密，毕竟每个人都是要生活的。

　　船上舵手的地位虽不如船长和大副，可它却是承上启下的，在船员心里也算得上有头有脸的人物，所以舵手要私带几位乘客搭乘货船并非难事，私载乘客这事货船上每个人都干过，谁还没有个亲戚朋友的，没必要为了这点小事惹了众怒。

　　自从姓刘的舵手接连带了好几批乘客上船，船上的每个人都或多或少能分到点甜头，船长和大副更是默认了这种私载乘客行为，连带着每个船员每次出航都能给家里人稍点土物产回去。如有细心的人就会发现，这些不去搭乘舒适客轮，却跑来挤在阴暗闷气的货舱中的乘客，从穿着看像是生意人，可大都文质彬彬，眉宇间总有一种难以掩饰的知识分子特有的气质。

　　不过这些乘客随身都带着大包小包的货物，倒像是跑生意的样子。他们像是约好了似的，无一例外都是从武汉前往上海，似乎那里有什么生意特别值得去做。

　　沿江的各大码头上，全副武装的警察、身着便衣的密探在严密地盘查过往船只。鹰犬们的目光紧盯着每一第脸，竭力想在乘客中发现被通缉的共chan党要人。因为这些共chan党人的头上都悬着一笔令人垂涎的巨额赏金，警察、密探们谁也不想放过升官发财的绝好机会。

　　这些人只关注着客轮，吉祥木器行的货船是一艘运木船，船上的货物一目了然，尤其是货船的桅杆上还悬挂着一面英国国旗。因此，军警和密探们都不关注它，他们不想给自己找麻烦，他们就连想上船上搜查的想法都没有，即使是那些不时在江上游弋的巡逻艇，也是对它视而不见，所以，吉祥木器行的运木船一路通行无阻、直达上海。

　　国nin党的鹰犬们万万没有想到，他们费尽心力想要搜捕的共chan党重要领导人，正是藏身于这艘货船之中，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安然通过。货船不仅运人，还夹着重要文件、活动经费以及枪支弹药，每次都是那些‘生意人’把这些物品伪装成货物随身携带。

　　从1926年5月直到现在，这艘船就成了我党在上海与武汉之间的一条秘密交通线。武汉‘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我党机关主要就是利用这艘运木船，避开国min党军警的严密搜捕，秘密地从武汉移到了上海。船上的刘姓舵手是我党党员，五号同志经香港转道武汉，再由此船秘密抵达上海的。

　　李永青处理过五奶奶叔叔的安插内奸一事之后，准备停留在上海锄奸，可未等他动手，就接到明亮的信息：狗已除。李永青、那辛和牛铁锤只得回转北平。因为他知道就算顾叛徒叛变了，重要领导人也会平安无事的，何况他还提前预警。

　　李永青提前离去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志武耐不住剩下那四个孩子的请求，他们也想像明亮那样能重新变成完整的一个人，可这事真的是听天由命的，四人无一例外的化成了大小不一舍利般的结晶体，三足吞天青莲鼎变得暴躁起来，狐仙庙那九洞口也开始集结大量的各种动物。

　　李永青翻看了记忆，丛中找到了杜宁写的《叛徒顾叛徒叛变的经过和教训》一文，文中对顾叛徒的特点作了归纳，其特点如下：一是人矮、精干、多计谋、滑头、勇敢、变戏法的技术很高明；二是不多说话，他不曾对同志说过自己的履历和社会关系；三是平日不看文件，开会不常说话；四是生活浪漫。

　　作者杜宁与顾叛徒共过事，同为中G五大中央委员，担任党妇女部部长。中G从武汉迁回上海后至赴苏参加中G六大之前，又与顾叛徒在党机关共事，她对顾叛徒的印象应该是比较客观的。张对顾叛徒的印象是“精干”、“能干”、“有才华”，对服务工作周到和“十分卖力”，搞秘密情报工作花钱太多等。

　　自五卅运动起就认识顾叛徒的郑超麟对顾叛徒的印象是服从上级指挥，工作周到，处事果断。撇开其他暂且不说，顾叛徒的精干能干，有才华奇技，有勇有谋，处事果断，服务周到等特点，在他加入中G至叛变中G之前，的确为中G做了好事，仅大革命失败后，中G机关从武汉迁回上海在他叛变之前能稳步站脚这一点，他是有功劳的。

　　但是，顾叛徒在为中G服务过程也有许多不良的表现，如讲江湖义气以致发展革命队伍良莠不分，滥用职权动用革命力量为朋友报私仇，惩处敌人时有扩大打击面和蛮干现象，铺张浪费和生活浪漫，个人英雄主义和居功自傲等。

　　顾叛徒担任上海工人纠察队总指挥。为了扩大革命队伍和壮大革命力量，上海工人纠察队进行招兵买马。顾叛徒借机把他在上海的帮会兄弟招罗过来，充实到工人纠察队中去。这些帮会兄弟作战比较勇敢，敢于冲锋陷阵，但时有违反纪律的行为发生，如只听顾叛徒的话，其他领导指挥不动，行为不受纪律约束，内部斗殴外部扰民等。

　　中G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及时发现，提出严肃批评和要求顾叛徒马上整改。虽然顾叛徒对此过后进行改正，把明显的不良行为的帮会兄弟辞退出去。但是他并没有以此为教训，不再重犯。党回迁上海后特科红队重组，顾叛徒利用革命用人之际，利用职权，故态复萌，又把他以前的帮会兄弟拉进红队，使革命队伍又出现良莠不分、渔龙混杂，造成队伍组织成份不纯和队伍思想不纯。

　　队伍不纯必然会做出违背中G的原则和组织纪律的事来。1928年3月，红队有些队员以夺取武器为借口，在上海鼎新旅馆打死了前来上海购买武器搞地主武装的李同志。这事出了乱子，带来严重后果，参与其事的红队队员大部分被捕，有的叛变，有的在狱中病死，使红队的战斗力量受到严重损失。

　　顾叛徒还讲江湖义气滥用职权带红队去帮他以前帮会哥们顾竹轩打架。顾竹轩，苏北人，青帮“通”字辈流氓，以出租人力车起家，后来成为上海新天蟾舞台戏院的老板，以前是顾叛徒的“哥们”。顾竹轩在戏院行业竞争中与另一家戏院老板常春恒发生矛盾。

　　顾竹轩找到以前的哥们顾叛徒，向他诉说常春恒不择手段拆他的台子挖他的墙角，使他的生意日益走下坡，并请求顾叛徒帮忙。顾叛徒不分是非，不考虑红队是中G的武装队伍和党的保卫队伍，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不允许动用这支队伍办私事，泄私愤图报复。他便带领红队队员去帮助顾叛徒竹轩打架，最后把常春恒打死。

　　顾叛徒镇压叛徒特务时扩大打击面，采取威慑敌特手段时蛮干，制造“红色恐怖”。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昔日的盟友国民党疯狂屠杀中G党人和革命志士，天下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有些在大革命**加入中G队伍的党员经不起严峻形势的考验而自首叛变，出卖组织和同志。为了遏制这股歪风，中G制定了对之打击镇压之政策。但是是有条件和前提的：危害大的才打，不准打公开的特务，不准搞绑票。

　　中G一直认为：个人恐怖政策并非争取群众的政策。隐蔽战线的斗争的政治方向是争取群众，使社会各阶层的群众同情中G，甚至站在中G的一边，至少要使群众中立，不为敌所用。恐怖行动虽然可以使叛徒、特务害怕，却是万不得已的手段。

　　顾叛徒对中G这一隐蔽战线斗争的指导原则是有看法的，他讥笑中G坚持这一原则的同志，他说过：处决一个叛徒或特务，胜似争取一百个群众。他把这样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化为单纯的恐怖行动。

　　顾叛徒自恃是中G特科的负责人又兼行动科科长，凌驾于组织之上，严重违背中G的政策和策略，打着“叛徒特务违害革命，必须消灭”这冠冕堂皇的口号，不管危害大小，不加区别地加以镇压。

　　这种做法，一时在上海滩营造了“红色恐怖“的气氛，威慑了叛徒特务，使叛徒特务危害革命的张狂行为有所收敛。但是这种做法也带来了严重的负面作用，它易于引起群众对中G反感和不同情，脱离了群众，孤立了自己，造成了很不好的政治影响。

　　有个时期，上海租界包打听的总机关，每周在一品香饭店集中着二、三十个包打听头目开会，汇总打探到的各方面的情报。包打听头目手头掌握着手下密探、特务从各方面探听来的情报，对革命危害很大，但也不是所有的包打听头目都是死心塌地的反动分子。

　　正像项同志所指出的：他们是一班恶狗，但在思想上说不上甚么**，就连国家观念也没有，一切只为个人的物质利益着想，多将逮捕**的工作当作生财之道。因为他们知道：如果真卖力，将中G党员一古脑儿捉完了，无异是自毁财源。倒不如慢慢地抓，让它细水长流，才可以混得久，收入多。这些人生财是置于一切之上，通过争取和做工作也可以为我们所用。

　　顾叛徒才不管这一套，也不屑于做耐心细致的争取和策反工作。1930年春天，他通过特情报关系从日本兵舰搞到了几大皮箱炸药，由特二科自制定时电力点火机关，准备把这些包打听头目全部炸死。这几箱炸药的威力大，若爆炸，不但整个一品香饭店会被炸光，周围居民也会遭到极大的损害。陈赓苦口婆心的劝说顾叛徒，不能这样蛮干，要衡量政治影响的得失。

　　顾叛徒还是决定要干。陈同志没有办法，只好赶快搬出了准备出国的五号同志。五号同志严厉批评了顾叛徒，并用组织手段干预。这个恐怖行动终于放弃了。

　　顾叛徒个人英雄主义思想比较严重和容易居功自傲。平心而论，大革命时期及党机关在武汉时期，顾叛徒较为注意自己的行为，负面表现不是那么明显，还不敢明目张胆地居功自傲。也许他那时加入革命队伍时间短，地位低、资历浅，较为注意自己的言行。

　　党机关从武汉回迁上海后，为了保卫党的安全，他筹划的几次行动方案比较周密漂亮，效果不错；他的“恐怖威慑术”在白色恐怖的上海滩，对叛徒、特务确实发生了一定的威慑作用；他的精干灵巧，办事利索，神通广大等有时起了一般特科人员，甚至是党有关领导人起不了的作用。

　　他不能一分为二地分析取得这些成绩、成就的原因和个人在这些成绩中所起的作用，不能正确对待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他把一切功劳都包揽过来，归为已有。他把党能在上海站得住脚的功劳全部都划归为自己努力和自己本事的结果。他以“救世主”身份自居，唯我独行，居功自傲，目中无人。

　　顾叛徒逐渐骄傲起来了，他的流氓无产阶级的品性明显暴露出来，而且越走越远。他贪图享乐，滥用公款，生活腐化。他以搞特工为借口，利用中G的工作经费吃喝嫖赌，甚至吸毒。

　　1929年春节期间，中央特科因为处置出卖李同志的密探黄歧的需要，特意在僻静的英租界威海卫路802号租了一幢石库门房子。待处决了黄歧之后，顾叛徒以安全为理由，自己住进了这幢房子。

　　石库房子是一种中西合璧的民居建筑，始建于1870年前后的上海英租界内，后在上海市区得到迅速的发展，遍布上海大大小小九千余条弄堂里，多达20多万幢，蔚为大观，成为上海居民建筑的一大特色。它适合于中产阶层人士居住，在20世纪20年代，一幢三开间的石库门房子，捐税不算在内，月租金约在40块大洋左右。

　　平心而论，为了党安全工作需要，作为党委员（后来又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G特委领导人、特科主要负责人的顾叛徒住进了这种房子是不为过的。当时，中G为了领导人的安全或为了地下革命工作的需要，租住的房子以及生活的摆设常常要阔绰一点和奢侈些。

　　党从武汉回迁上海后，党后勤部门给罗同志租的二处房子都是比较好的。第一处是“民厚北里面临静安寺路一座两楼两底的房子”。这幢房子租好后行李搬进去罗亦农还没有住进去前发生了失窃，中G恐怕安全出问题，决定放弃。第二处是“新闸路麦特赫斯路口一座二楼二底带厢房的房子，属于弄堂内第一家，建筑得很好，家具也很阔绰，简直像一个阔人的大公馆”。

　　特科人员黄同志担任互济总会营救部长时，为了使她的生活条件与她表面的社会身份相符，她在《自传》介绍：中G“安排我住在地下党的一个单线联系点。那里是十月革命后流亡到中国来的白俄贵族开设的一个白俄公寓，三十块钱一个月的房租，连同伙食在内一个月要付八十多元。这在当时来讲是很贵的，一般人是住不起的，我因掩护工作的需要，全部费用都是由党组织支付的。公寓房间里有电话，联络方便；室内成套的家具设备，很气派。。。为了打扮成一位上层妇女，我烫了头发，穿了半高跟鞋，戚同志（时为中G特科交通科的负责人吴同志的妻子）还给我做了一件乔其纱旗袍，光是这件旗袍就花了好几十元。”

　　问题是顾叛徒搬进去后，把这里当成是自己的财产和住宅，自称是“顾叛徒公馆”，不允许中G的其他同志住进这里。而且房子装修富丽高档，铺设奢华。历史没有留下关于这方面具体的记载，岳先、秦少智编著的《虎穴龙潭》倒是有段具体的描述：

　　“地坪是清一色的白色大理石，光可鉴人。内墙上是黑麻色大理石镶金色马赛克，平顶则用石膏拓花，那花是西洋的曲线，显得雍容华贵。平顶下垂吊着一盏技形吊灯。正中摆放着杞樟木八仙桌，桌面漆的是传统的枣红色，油亮晶晶；两旁各自摆有一对镶着文石镂花的太师椅。在太师椅之间的杞樟木茶几上摆有时鲜果品和骆驼牌香烟。须知杞樟木家具已是红木家具家族中首屈一指的上等品了，其古色古香足可敌美仑美奂的西洋家具。里侧墙壁正中有一石膏镶拼的壁柜，正中供着一尊细瓷观音像。壁柜上面则挂一面西洋大摆钟。”

　　1931年3月，陈同志和张同志到鄂豫皖苏区红军去工作的时候，顾叛徒由上海经武汉护送他们前往。顾叛徒从鄂豫皖回到武汉时，在汉口离大智门车站不远法租界的德明饭店住下，用“化广奇”的艺名，到新市场游艺场公开表演魔术。

　　这个时候，武汉有个叫王竹瞧的叛徒，叛变后特务机关要他上街抓人，限期必须找到共chan党员。他像一条疯狗，伸长鼻子到处搜索。王竹瞧原是武汉纱厂工人，曾经参加过工人武装纠察队，和顾叛徒相识。眼看限期将到，王王竹瞧正愁无法交账，来到江岸徘徊。

　　4月下旬的一天中午刚过，顾叛徒适由武昌乘渡轮回到汉口，下船刚到江汉关门口，刚好被这个叛徒撞见。王竹瞧暗中跟踪盯梢，一直盯到顾叛徒的住处，马上报告特务机关，将顾叛徒逮捕。顾叛徒被捕后，当天就叛变。

　　顾叛徒长期负责党Z央机关的保卫工作，了解党的机密，对党的秘密工作情况十分熟悉，Z央在上海的重要机关，领导人的住处都了如指掌，他的叛变给党带来了极大的威胁。这个可耻的叛徒也认为，他知道党的许多重要机密，知道蒋介石身边有钱同志在那里为党工作，以此作为出卖灵魂的资本，可以向蒋介石请赏。

　　因此一被敌人抓住，他就要求将他立即解往南京，说有特别紧急的机密情报当面向蒋介石报告；并且提出在他到南京前，不要就他被捕的事向南京发电报。但是，武汉的特务机关和国民党官僚急于抢功，根本不买叛徒的账，没有理睬他的要求，立即给蒋介石发了电报。

　　顾叛徒被捕后要求见武汉绥靖公署主任何成浚。他先把我党在武汉的组织供了出来。当他得知何成浚和特务机关已经给陈立夫、徐恩曾打电报的时候，急得顿足惊叫：“这就糟了，抓不住五号同志了！”敌人问：为什么？他回答说：共chan党有人在蒋介石那里当机要秘书。顾叛徒叛变这天，何成浚和武汉特务机关立即将情况向南京报告，电报到达南京时，已是这天的夜晚，徐恩曾早已跳舞、玩女人去了。

　　这一夜，钱同志一直坐在南京中山东路五号徐恩曾的特务机关“大本营”里，接连收到了从武汉来的六封“十万火急”绝密电报，电报上都写着“徐恩曾亲译”的字样。钱同志想：是什么事情这样急呢？

　　这时候，他手里已经有了徐恩曾和国民党高级官员通报用的密码本的副本，他就偷偷地把电报译出来。这才知道是顾叛徒被捕叛变，要和敌人勾结起来破坏我们上海整个党Z央机关。情况万分紧急，钱同志的心情也很紧张。但他非常沉着，仔细地看了电报的内容，记下电文，就把原电封好，考虑如何应付这个千钧一发的局面。

　　经过周密思考，钱同志决定先派他的女婿刘同志连夜坐火车到上海，把这个情报报告李同志转报中央。刘杞夫走以后，他先将银钱账目清理好，放在钱柜子里。天亮后，还通知“民智通讯社”的一个工作人员赶快逃走。

　　在4月26日（星期日）上午，他又若无其事地把电报亲自交给徐恩曾，随即乘火车赶去上海。为了防止出事，他到真如就下了车，徒步进入市区。刘杞夫于当天夜里到达上海在一家旅馆里找到李同志，便把顾叛徒在武汉被捕叛变的情况，详细地向他作了报告。可是这天不是预定碰头的日子，特科同李同志联系的人没有来，但李同志以高度负责的精神，设法迅速找到陈同志，陈同志马上又报告了五号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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